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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中国:两种完整文明的评价

1、背景

中国和印度都是21世纪强大文化的典范。印度地处西南,中国地处东北,都坐落于世界上富饶繁荣的大洲之一,亚洲。它们是一对天生的姊妹国家,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印两国是一个地域广袤并且民族多样化的国家,其充满着生机的传统习俗和灿烂文化在哲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均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从古至今,它们依然生意盎然地存在着。尽管我们的国家都曾经不止一次在政治上以及经济上遭到外国侵略者的践踏,我们的优良文化传统一直在同化这些野蛮和不文明的部分。中印两国在史前时期都已历经多事之秋,已是饱经风霜、历经风雨。我们并不知道两国之间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并且以何种方式开始了文化的融会交流。然而,我们确切地知道,从人类社会开始到现在,中印两种文化一直以来都在同步成长、共享文化要素,并且这种传统还会世代延存。于此,丝绸之路在中国与印度的文化、商业、科技交流之间一直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当之无愧是古代波斯与地中海区域的连接纽带。

中印文明的发源在某种程度上很相似,虽然在印度相关的古代文献资料并不充足,但是在中国佛学中的资料显示,古代印度的大环境与古代中国如出一辙。甚至在佛教传播之前,商周文明和古代吠陀文明之间的思想观念和语言中的交汇融合就已经有据可查。在公元前6世纪,孔子和释迦摩尼的诞生打开了这两种文明互相交流的新纪元。

在印度的理论之中,其审美观念深深根植于“三原则”,satyam (真理), shivam (善良/吉祥) and sundaram (美丽). 在著名的《梨俱吠陀》中,Satyam (真理) 与宇宙的秩序有联系,《梨俱吠陀》中说这些都源于苦修。苦修是洪荒之力,是从初元之中获得的生存,创源,和福海的表现形式。这是关于创源的最主要的一种分析——现实可以有两种形式。Viz. Rtam,是秩序和 satyam,中最为灵活的一部分,是事实的隐性部分。对于印度教徒来说是一种宇宙和谐的蓝图(达摩、法则);对于佛教徒来说是一种律法之义(正法);对于穆斯林来说就是神的判决(真理);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指“道”。因此,rtam是一种框架,创造、物质、溶解在这个框架中运行。它将宇宙规范成为了一个系统的整体。

当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两国单词里的深层含义,比如,中国的“慈爱”与“遵从”(表现为“至仁”)和印度的“仁慈”“和睦”(表现为“不杀生”),这四个术语或许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从某意义上说,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中国人对于自然的态度是天人合一,印度人则把重点放在了修行思考的过程,所以他们对待自然是将其吸收同化。无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崇尚敬奉祖先,心存慈爱。 

2、文化交流

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中印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在当时一本名叫Buddhacharita的史诗当中就有记载。关于两国之间文化关系交流的一些早期事实也同样在中国各种各样的资料当中出现,例如列书、周易、列神传、释老志等。关于印度的历史文献,我们绝大程度上仍要依赖于中国旅行者慧超、法显以及玄奘等人的旅行游记,而真正让这两国关系变得更亲密是在东汉永平年间皇室对于佛教的认同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印两国的企业家、学生、老师和商人开始互相访问对方的学习与朝圣中心,佛教文化的浪潮开始席卷中国大地,甚至更早,但是这些交流是在之后的岁月中变得愈加频繁的。佛教之所以能够吸引中国人是因为佛陀本身就是不知知论者且又拒绝讨论上帝,同时他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仍然敬畏他并把他当作一个伟大的导师。相反地,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佛教吸引中国人是因为大乘思想,这种思想宣称佛陀也许是一个有神论的神。

沿着丝绸之路,和田、吐鲁番、库车变成了佛教中印交流的中心。众所周知,第一个将佛教带到中亚的传教士是一个名叫Vairochana的克什米尔佛学专家。在和田修建第一个寺院以及在这个地区介绍Sarada字母都是Vairochana的伟大功绩。公元四世纪期间,许多学者都移居库车,这使得此地渐渐成为了重要的学习场地。在库车这个学术机构的带头人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佛学专家鸠摩罗什——一个在克什米尔的Ushkur接受教育的土生土长的克什米尔人。据说,他第一次去吉尔吉特,然后从那里去了中亚。现在普遍认同是他将大乘和中乘佛教的教义带进了中国哲学。从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许多佛学专家从克什米尔来到了中国,其中就有桑哈不提、乔达摩、僧伽提婆和Buddhayasa。动身去中国之前,Buddhayasa在喀什呆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在鸠摩罗什生前一直与之工作,之后返回了克什米尔。

公元五世纪,另一个著名的老师就是Gunavarman,他途径锡兰和爪哇岛来到了中国。他是一个王子,但是他拒绝继承王位并成为了一个隐士,并且使得苏门答腊岛的许多人转变信仰,改信佛教。当时,他一到中国,就被中国皇帝接待并让他住在了名叫祗树给孤独园的寺院里。当时正值松赞干布统治期间,十六个学生被委任在拉达克学习被用于藏语的克什米尔手稿。两个名叫Tabuta 和Gauta的老师被邀请来到西藏,也就是同一时期,一尊佛陀的雕像被请到了拉萨。克什米尔学者的移民活动在公元七到八世纪还在继续,其中有Aanata、Santi、Garbha、Subhati和Somanatha。玄奘和义净从中国去了颇负盛名的那烂陀大学学习。

很明显,自从公元650年拉萨建立以来,往来于拉萨和克什米尔之间的巨大的中西贸易航线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条路线同时也连接了两地的贸易中心。商队从斯利那加出发经过索吉拉垭口(Zolija)首先会到达拉达克的列城,之后从拉达克出发途经圣湖区和日喀则到达拉萨。这就意味着克什米尔艺术的原型来自于这条前往西藏的路上。Padmasambhava从西藏穿过Riwalsar湖来过几次克什米尔。这次艰难的旅行花费了大约三到四个月的时间。据说他带走了一些佛教手稿和克什米尔的匠人以便于桑耶寺的建立。但是这条Padmasambhava所走过的路现在已经没有记录了。在Saint Atisa时期,众所周知仁钦桑布(Richen-Zang-Po)穿越了克什米尔去寻找克什米尔工匠,而且他必须跟早期随佛教朝圣者走相同的路线。而这两个国家的海事交流是从十五世纪早期郑和到达卡里卡特开始的。

中印两国在科技方面也是有所交流共享,在八世纪印度天文学家Aryabhata的一些天文学符号中就有记载。这些符号在作品《开元占经》中被翻译成了中文,而翻译它们的人是一个来自于长安的印度血统的天文学家Gautama Siddha。他还把Navagraha日历也翻译成了中文。据说像Pataka、火药、指南针等词汇都是从中国途经波斯和阿拉伯传到了印度。根据翻译了印度经典《沙恭达罗》和《罗摩衍那》的季羡林教授所说:“印度从中国学习晶状糖的制作,而早前却是中国从印度去学粗糖的制作过程”。尽管要经过大英帝国的派遣,有人认为通过竞争考试选拔印度公务员的过程起源于中国。在中国汉朝(公元前2世纪—公元2世纪),都是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公务员。

现代阶段,两国文化交流能够让人们记忆犹新都是因为这两个名字,一个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另一个是物理学家柯棣华。泰戈尔在1924年和1929年曾两次来到中国。自从1911年开始,在他访问中国之前,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就已经一遍一遍造访他的生活以及研究他的作品和哲学了。

3、石刻艺术和考古学

通过考古学研究发现,在巴基斯坦的博德瓦尔地区,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克什米尔和努布拉河谷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工具表明,印度下河流域(巴基斯坦境内),克什米尔地区和中亚地区,在史前时代就有文化交流。在克什米尔和中亚的其它地方发掘出的文物展现出来的相似性也揭示了这种联系。在这个领域的研究需要全方面的论证。在拉达克留存的佛教石刻浮雕和雕像从根本来说是受印度佛教思想潮流的影响。从考古学上来说,克什米尔曾经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贯穿了整个山谷。这似乎表明在克什米尔有一段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连续的石器时代活动。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和先前石器时代的文化相比,显示出明显的进步,空间差异和工艺的传承。

在高海拔拉达克地区长达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大量发现的岩画大部分都分布在古时候连接拉达克的两个山谷的通道上,并且在连接拉达克和周边地区也有,尤其是连接中亚地区也多有分布。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从努布拉河谷通往喀喇昆仑山甚至远及中国的道路都位于怒布拉河的左岸,靠近撒叟玛村的地方。这些证据不仅表明了这个地方早期人类与周围地区有联系,而且显示了人类在山谷中的活动轨迹。

在拉达克地区的石刻艺术造型是非常巨大的。石刻艺术广泛分布在复杂的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脉。这两个范围决定了在拉达克众多的山谷里和河流旁形成的绿洲一般的小村子也受到了影响。拉达克石刻的重要性在于,除了在藏斯卡,克什米尔地区,常桑和努布拉发现的一系列岩画之外,拉达克并没有最早的移民或者文明的历史记录,这些岩画描绘了一系列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化,日常生活,经济活动,风俗以及信仰系统。

尽管在中国和印度,石刻艺术是独立发展的,各自拥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形式和制作技艺,但他们依然拥有共同的起源和紧密的联系。中国的岩画主要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印度的史前石刻艺术则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期岩画与早期农业庄园相联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八千年。新石器时期和早期青铜时代艺术根据叙述主题被分为三个阶段。在这片区域虽然没有直接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关系,但是现存的岩画主要的主题已经揭示了这种联系。

从大足石刻就已经可以瞥见古代印度和中国文化之间就已有交流。在印度西部的佛教石窟艺术,雕塑还有绘画启发了中国很多地方的石刻艺术,包括重庆大足县的大足石窟。大足石窟是一个与佛教有关或者是和密教有关的祭祀遗迹。大足石窟和雕塑大部分属于唐朝和宋朝,主要是是受到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带有很强的中国人性格的特点,同时也有印度的主题和印记。大足重要的地方有北山,宝鼎山和南山。

令人称奇的石窟艺术,彩塑的观音菩萨、阿弥陀佛、文殊菩萨、大愿菩萨、毗卢遮那、普贤菩萨还有千佛在大足石窟和阿旃陀都有。并且埃洛拉和大足石窟的马努湿佛,大足石窟和西印度石窟的大成佛教主题,还有大足石窟和拉达克庙里关于十相自在的描绘,都显示出了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中国和印度两者在制作石窟和雕塑的方法和风格上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这些例子都揭示了大足石窟是受到了印度艺术的直接启发。这种思想的交流应该是通过南丝绸之路,从新疆来到敦煌,再到兰州经过成都来到大足。

由以上列举的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联系,这样说是可以的,在福建泉州和云南省,是现存公元十二世纪的印度教式寺庙,这些地方几乎就和印度东北地区接壤。最后,中国和印度其他在宗教上的联系就是圣-弗朗西斯-沙伟尔,一位天主教牧师400年前在澳门去世。他的遗体在印度孟买著名的天主教堂果阿供人们瞻仰。   

结论

中国和印度都自古以来就有佛教交流的传统,这是一笔丰富的遗产。张璇,泰戈尔,柯棣尼斯,那可兰大,瑜伽和电影。但是,中国和印度的文化相互关系做出的贡献还有很多值得去研究。当今时代我们总是忙于考虑国家利益,并且让自己陷入物欲的洪流,这使我们没有时间去审视我们曾经拥有重要的紧密联系。无需多言,中国人和印度人应该立即觉醒,重新恢复我们曾经的关系。通过文化交流我们可以取得文化的复兴和创造世界新文明。中国和印度在文化方面的协同研究可以打开一个全新的视野和促进两国其他方面的交流。全面的文化研究还可以促进研究和挖掘两国的古文化,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印度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家艺术中心项目部总监Dr. B. L. Malla)


  • 稿件ID: 14407ad9-f44e-4c03-8802-adb58dc6b910
  • 作者: Dr. B. L. Malla
  • 稿件来源: 敦煌研究院
  • 添加时间: 2016-09-21 11: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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